一瓶可乐50元!珠峰野蛮产业链:啥人都能来,“卖人头”最赚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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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要]千年的积雪,陡峭的岩壁,稀薄的空气,却从未影响人类对地球上最高山峰的向往。电影《攀登者》,原本被人们寄予,是对珠峰、对中国攀登者的致敬,但因为过度夸张的特技,被大众调侃为“珠峰跑酷”。现实生活中,珠峰近些年,往往伴随着商业攀登的争议,出现在人们视野。这座山峰,是梦想山,是金山,还是名利山?但或许山始终是那座山,真正变的,只是山下的这群人。

采访/撰文 王丽梅 编辑/张蕾

“你知道的,这是一颗摇钱树。”

诺布.丹增把珠峰称为珠峰公司,1953年他的父亲丹增·诺盖,与新西兰人希拉里,最先抵达了这个星球的最高点,珠穆朗玛峰。

66年前的两位勇士,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,他们拼死创造的奇迹,几十年后,会成为人们,开启通往顶峰商业之路的钥匙。

据尼泊尔政府公布数字显示,2019年一共有381位登山者获得攀登许可,按照人均4万美金收费计算,一个登山季,珠峰仅南坡所带来的收入,就已经超过1亿元人民币。这座巨大的“金山”背后,暗藏怎样一条商业链条?人们究竟为了什么走向这座山峰?

1953年登山家埃德蒙·希拉里与丹增·诺尔盖登顶珠峰

一条产业链,野蛮生长了20多年

喜马拉雅数据库统计显示,2003年以前,中国登顶珠峰人数为40人,而2003年至今,登顶人数多达374人,这其中绝大多数,是通过商业登山实现的。

中国人开始珠峰的商业攀登,不过是最近十几年的事。2001年西藏圣山登山探险服务公司成立,开始摸索高海拔商业登山模式。

而著名企业家王石,则真正掀起了中国民间的登珠峰热。2003年,王石等人从北坡登顶珠峰,通过央视直播,风头一时无两,此后这座高大的雪山,成为众多商界人士的心之向往。

中国企业家王石曾两次登顶珠峰

热度蹿升,隐患也随之埋下。

2009年,攀登者吴文洪遇难,这是西藏开放珠峰商业攀登以来,第一次遭遇山难。这一年开始,珠峰北坡西藏侧的攀登变得 “严”起来。登山者报名珠峰前,必须依次登过6000米、7000米、8000米级雪山。

“条件严苛,价钱贵”,于是很多民间登山客,不得不转而走向南坡,这其中就包括麦子。

“老杨不止一次和我说道,北坡容不下了,咱们去尼泊尔的南坡吧”。

麦子口中的老杨,名叫杨春风,是中国民间登山第一人。他曾在2007年、2009年两次登顶珠峰。

彼时,杨春风带着自己的高山探险公司,远走尼泊尔。没想到,2013年他在巴基斯坦遇袭,不幸罹难。作为老杨的助手,新疆姑娘麦子忍住巨大悲恸,接手了老杨的业务。并将公司改组为高山沸腾登山公司。

中国登山家探险家杨春风

“南坡和北坡,风格太不一样了。”

在南北坡闯荡了11年后,麦子这样评价道。

彼时他们来到南坡时,这里早已有了成熟的珠峰产业链。相较于北坡的萧瑟,南坡则繁荣到令人惊诧。各国登山营地、医疗救助站、小超市、酒吧,应有尽有,俨然一个大型国际度假村。

“那时尼泊尔境内高山探险公司大概有1000多家,现在2000多家,以前30万人民币就能注册一家公司,现在没有150万下不来。”麦子说道。

尼泊尔的法律规定,不允许外国人在尼泊尔注册登山公司,只能由尼泊尔人本地注册,外国人进行参股或者与之合作。

此种背景下,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 ,便催生了一条形似“旅游社与地接社合作模式”的珠峰产业链:

西方高山探险公司向欧美市场推销,向每名登山客收取5-7.5万美元报名费,再花3-4万美元,转包给尼泊尔当地公司进行服务。尼泊尔当地公司雇佣夏尔巴,负责机场接送、搬运行李、配备氧气筒、协助登山等等具体事宜。

这样链条下的西方探险公司,更像是中介,也被大众诟病为赚“人头费”。

但前北大山鹰社成员、巅峰探游创始人孙斌却认为,“很多从业者及参与者,对探险公司价值认识不清楚。西方及中国探险公司核心价值在于,有丰富经验,对目的地了解,再加上长时间与客户深入沟通,了解每一个客户,能够帮他制定独一无二的风险管理,而这些,是当地公司很难做到的,”

“任何人都可以来这座山,愿意付钱就行”

珠峰下,暗藏的这条产业链,在尼泊尔蓬勃发展了二十多年。但看似繁荣兴旺的背后,却充斥着各种乱象。

除了一些登山公司,连往年的登山客,都可以出来赚“人头费”。

”比如(某人)去年登顶,今年他就会带着一拨人,来尼泊尔找当地公司合作。这种太多了。他登一次珠峰,就敢带队了,这明显不合适嘛。”

麦子颇感无奈地继续说道:“这些中间商,不会和队员亲自签协议,风险告知书这些,队员拿到的只有收据。一旦出现问题,组织方和当地公司,就会相互扯皮,队员想维权都没地儿找。”

尼泊尔当地公司水平也是参差不齐,竞争惨烈,催生出很多低价团,一般报名费在21-25万人民币。而正常攀登珠峰的经济团,价格在28-35万人民币,豪华团在46—70万人民币。

“一分钱一分货”,低价团意味着,背后是低质量的服务水准,甚至引发事故。

“3万美金(约21万人民币),你可以想象得到,他能获得多少保障力量。”麦子直言不讳,门槛降低,成本压缩,保障力度和专业程度必然受到影响,死亡风险随之提升。

低价团,导致珠峰南坡的人越来越多

2017年5月登山季,在珠峰南坡一个营帐内,两名外国登山客与两名夏尔巴向导不幸遇难。调查发现,他们的死因是野炊后,没有进行正常通风,严重违反了露营的基本规则。而遇难的两名夏尔巴向导,受雇于一家新成立的“向导”公司。

“我在珠峰南北坡一共11年,非常明白这种低价,我们不敢做,也不能做。宁可手上有一个高质量的队员,我都不要10个低价队员,因为我们死不起人啊,万一出事儿,在整个行业你就别去做了。”麦子愤懑地说道。

利益驱使下,很多低价公司,不对登山者资质进行筛选,于是很多不够格的登山者,出现在珠峰脚下。

新西兰人盖伊.科特,曾亲历了1996年的山难,在好友罗布遇难后,他接手了冒险顾问公司。

如今,面对日益庞大的登山群体,他无奈地说道:“人们登这座山的门槛非常非常低。基本上,任何人都可以来这座山,愿意付钱就行。”一些甚至从来没登过山的人,都在蠢蠢欲动。

2019年5月珠峰攀登季死亡人数为14人,3人失踪,这在珠峰攀登史上排名第四,仅次于1996年山难、2014年雪崩、2015年大地震。

而造成死亡人数攀升的其中一个原因,就是一些不合格登山者的出现,形成“大拥堵”。

孙斌称:“珠峰近几年都堵,但不合格的登山者加剧了拥堵。今年之所以严重,就是因为有一些弱的人更慢。四五个印度女生上不去,后面的人又超不过去,一堵就是好几个小时。”

2019年珠峰上“大堵车”,造成多人遇难

直接“卖人头”的公司或个人,才最赚钱

“竞争惨烈、低价团横行、客户准入门槛低”,尽管珠峰南坡乱象丛生,但面对这个“昂贵”的行业,仍有很多商人坚信“很赚钱”,便一头扎进这片苍茫的登山行业。

2017年时,新疆凯途高山探险公司创始人罗彪曾估计,国内专门做商业攀登的俱乐部在100家左右。

“但规模大、有高海拔登山经验的公司,大概只有十家,”巅峰探游创始人孙斌称:“整体看,在全球探险项目中,珠峰的毛利其实不算高的。一般公司的毛利率大概20%—30%左右。但为什么要做(珠峰业务),因为代表着在这个行业里的地位。”

远在尼泊尔,经营高山沸腾探险公司的麦子,也颇有感触:“这几年我们收支刚好打平手。还好,我们在加德满都有自己的酒店和餐厅。如果没这些副业,是很难支撑下去的。”

看似柔弱的麦子,在珠峰南坡已经征战9年

事实上真正躺着赚钱的,是那些没注册,直接“卖人头”的公司或个人。

“人家比我们赚得多。比如他在国内收登山者28万人民币,然后交给尼泊尔公司最高也就26万,这样,一个客户他仍然能获得不低于2万块的收入。他没成本,而且还不用承担责任,因为他不会和队员签合同。”麦子说完,轻轻叹了口气。

尽管当年无奈从北坡出走,但那里的管理有序,一直是麦子羡慕的,她说:“北坡虽然是一家垄断,收费也高(不低于45万人民币),但管理一直很稳定。在南坡,我们受制于社会环境和这种现象,能力很难完全发挥出来,可以说,是在夹缝里求生存。”

珠峰北坡相较于南坡,有严格准入制度。而南坡虽然有相关规定,但从未强制执行。

2019年5月出现“大拥堵”后,8月份尼泊尔政府出台了珠峰攀登新规,其中一条是“登山者必须攀登一座尼泊尔境内的6500+级别山峰”。

在麦子看来,“这项新规会执行得比原来严格。可能不会出现以前那种,没有登山经验的也出现在珠峰上的现象。”

而美国著名登山博主Alan Arnette则认为,“这项新规,或许依然不会强制贯彻。”

但无论怎样,在多数被访者看来,2020年的登山季,山上的人不会减少,珠峰生意还将继续红火下去。

明年的珠峰路,或许还会继续这样拥挤

一瓶可乐50元,攀登者每一步都是钱

山下,高山探险公司在这片江湖中,为了金钱全力厮杀。

山上,攀登者们,行走的每一步,则都是用金钱支撑起来的。

“一瓶普通可乐,在加德满都也就几块钱,但运到珠峰大本营,就要卖到50元人民币。”麦子说。

一个登山季,一般要持续50-70天,而每天在营地生活的成本,大约在150美金以上(合人民币1063元),相当于住五星级酒店一天的消费。

这样高昂的消费,绝非一般人能承受得起。巅峰探游创始人孙斌透露:“我们公司接待的攀登8000米山峰男客户,大多是35岁以上的中产人士,财务和时间相对比较自由。”

51岁的深圳人刘永忠,就属于这类登山者。

圈子里都叫他“阿忠”,是国内民间登山“超级大牛”之一,登顶了全球14座8000米以上高峰。

刘永忠曾两次登顶珠峰

上世纪90年代初,刘永忠是深圳市卫生防疫站一名普通检验检疫员。1992年,他辞去了防疫站的“铁饭碗”,下海经商。

“那时我手上有一些物业,就开始做点小生意,到2001年,事业稳定下来,就把业务转给助手来打理,我每年都往外跑,去实现自己儿时‘游遍全国’的梦想。”刘永忠笑着说道。

游历3年后,刘永忠第一次与“登山”亲密接触,便深陷其中。2009年他从北坡首次登顶珠峰,2019年5月他又从南坡登顶珠峰。

“10年前我从北坡登时,价格才22万,现在45万多,价格比较贵。南坡从20多万,到50、60万不等,选择也比较多。”

2019年从南坡登顶,报名费,加上往返交通、装备、小费等需要个人额外支付的款项,刘永忠总花费大约50万人民币,这还是在报名公司给了他优惠的情况下。

十年中,刘永忠为了完成14座8000米山峰的梦想,前后攀登了20次,花了大约500万人民币,同时也消耗了巨大的精力。

刘永忠说,“我很庆幸,自己当年果断放弃“铁饭碗”选择从商,奠定了稳定的经济基础,不然后面的梦想都是空话。”

坚实的经济基础,让刘永忠有机会去实现登山梦想

相较于这些自费的“中产人士”,珠峰上还有一些靠拉赞助逐梦的年轻人。

26岁的王学峰,曾在一家户外影视公司学习,积累了不少户外拍摄经验。2018年,他在珠峰大本营参与了夏伯渝登珠峰的纪录片拍摄。

“夏老师戴着假肢,第五次去珠峰终于登顶,他的故事坚定了我要登珠峰的想法。”但登珠峰高昂的费用,让王学峰望而却步。

后来他找到带夏老师登珠峰的探险公司负责人明玛G,“我想登珠峰,但没钱。我可以帮你拍一部片子来换取登山费用”。明玛G答应给他免去一些费用。

王学峰又找到两家公司赞助的登山装备和拍摄器材,这次珠峰之行,才得以开始。

“大本营生活成本挺高的,比如wifi卡,一个G大约要180块人民币。” 虽然有赞助加持,但整个登山季,王学峰自己也花了大概10万元人民币。

“一般很少有像我们这种,比较穷的年轻人,到处拉赞助。登珠峰的主力是40-50岁的中年人,这些人,在中国就是那种企业家和老板,很有钱,他不需要拉赞助。”当时他所在的这支登山队,一共有10个登山队员,而靠拉赞助上去的,只有他和另外两个希腊女孩。

王学峰在进行高山拍摄工作

眼下,王学峰正在筹划明年从北坡登顶。

“计划从哪些企业拉赞助呢?”我问他。

学峰迟疑了一会儿说道:“还没想好,等过完年吧,就陆陆续续开始做。其实挺难的,主要还是看你的交际圈和社交能力。”

不管是自费,还是依靠赞助,近些年珠峰上的中国客户越来越多,在珠峰南坡深耕9年的麦子介绍道:”原来是欧美国家人、日本韩国人多,近些年中国人、印度人、巴基斯坦人开始多了。”

巅峰探游的孙斌认为,以后人们的登山需求,会越来越多。“随着《攀登者》《徒手攀岩》《冰风暴》这些电影在国内上映,也会激发更多人,去尝试这些新东西。”

电影《攀登者》在国庆档上映

与此同时,珠峰的攀登费用也在逐年攀升,受2019年珠峰大堵车影响,不少高山探险公司纷纷提价。

如巅峰探游公司2019年报名费,是35万人民币,明年会涨到46万。孙斌称:“堵车是不可避免的,我们只能考虑风险方案,明年会给每个队员标配2名夏尔巴向导(正常是配备1名),也会配备更多氧气,这也意味着更多的花销。”

被踩在底端的夏尔巴,开始崛起

花费不菲的客户,被探险公司带到珠峰脚下,尼泊尔公司承接具体服务,于是被雇佣的夏尔巴成为这条产业链上,被踩在最底端的人们。

“夏尔巴人在被利用。”诺布.丹增愤慨地说道,“即使他们能挣到钱,但他们付出的远比得到的多。”

1953年,他的父亲丹增·诺盖与希拉里一起登顶珠峰,那时的丹增,有一口漂亮牙齿,笑容淳朴干净,确立起夏尔巴人的形象——善良亲和,与世无争。

因为丹增,外面的世界才逐渐了解夏尔巴民族

若干年后,从世界各地飞来的登山客,打破了夏尔巴人耕种放牧的平静生活,他们在珠峰产业中,成为惟命是从的“仆人”。

背夫、厨师、服务生、修路工、清洁工,是夏尔巴人从事最基础的工作。

“他们有的十二三岁就开始,从背夫做起。一个登山季,能获得3500-7000元人民币。有的背夫正在努力考证,有资质在大本营工作,甚至去C1、C2工作,能获得7000-14000人民币左右。”麦子介绍道。

麦子所说的资质,是指高山向导证。在尼泊尔被认可的向导证,一种是国际高山向导证,一般要花费10-20万人民币,5-10年才能考取到,另一种是尼泊尔国家资质的向导,考取也要耗费5-10万人民币。

“珠峰上有尼泊尔资质向导,薪水是4.2万人民币,国际高山向导,薪水在5.6万人民币以上。”麦子说。

尽管夏尔巴人拿到的,只是产业链上的杯水车薪,但这份登山所得,是尼泊尔人均年收入的七八倍,所以仍有很多人选择在山上卖命。

流动的“昆布冰瀑”被称为死亡之谷,巨大的冰塔在头上摇摇晃晃,随时可能坠落。

一个登山季,正常登山客只需在这里穿越一两次,而夏尔巴要穿越三四十次。客户的装备,经常几十个袋子,如同一座小山,全靠夏尔巴人,一点点背上去。

夏尔巴人穿越昆布冰瀑

一位夏尔巴称,“90%的夏尔巴人,不愿呆在这里。这是陷阱,他们总是说,我明年不回来了,但你会在这里再见到他们。因为他们需要钱。你没有选择,只能干这个。”

大多数夏尔巴的黄金年龄在20-30岁之间。

一旦过了35岁,就没有公司愿意雇佣他们。“这10年,对他们的身体损伤非常大,他们挣到钱后,一般会送孩子读书,去开一个户外店、餐厅、酒吧,或者去国外大型公司,做教练。”麦子介绍道。

因为父辈的努力,所以大多数80、90后夏尔巴,都拥有高中或大学学历,但因为高额的工资,许多新生代还是会追随父辈的脚步,又回到山上。

与父辈不同的是,新一代夏尔巴不再甘愿做“卑微的仆人”,他们试图做主人。

老一代夏尔巴,大多没受过太多文化教育

2013年,在珠峰南坡海拔7000多米处,一个欧洲人语出不逊,侮辱了夏尔巴,遭到众多夏尔巴人围堵,寡不敌众的欧洲人只好道歉,但夏尔巴人仍不依不饶。

“我早就说过,在山上不准说脏话。”

随后这名夏尔巴一拳打在欧洲人左脸上,并踹了他一脚。

纵使下跪也无用,欧洲人只得逃回营帐,夏尔巴人顺势朝帐篷扔了石块。这场“史上最高海拔斗殴”,似乎宣告夏尔巴人开始尝试夺回主动权。

但主宰自己命运的道路何其曲折。次年发生的雪崩,顷刻间让16名夏尔巴葬身珠峰。

拉帕.丹增是其中一名逝者。上山那一晚,妻子刚生下孩子。他甚至没来得及看孩子一眼,就被掩埋在茫茫大雪中。听到丈夫去世的噩耗,这位年轻的母亲,抱着婴儿靠在窗前,呆呆望向地面,如同失了魂魄。

在雪崩中,永远失去父亲的婴儿

灾难过后,尼泊尔政府给每户罹难家的抚恤金只有400美元(约合2800元人民币),连办个体面的丧事都不够。

“我们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吗?”

“太多朋友死在路上,我们怎能踏过兄弟的尸体?”

对兄弟的哀痛,转为集体的愤怒。夏尔巴人集会抗议,很快演变成了大罢工。

一周后,尼泊尔政府同意了他们全部诉求,夏尔巴人成功中止了那年的登山季。似乎从这一年起,夏尔巴人终于挺直身板,进一步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。

而主导珠峰市场的公司,也在悄然发生变化。

“2012年刚来时,大本营各支队伍一起开会商讨天气、修路等决策,大家都听欧美向导的。现在,这样的会议,基本是听夏尔巴人的。“麦子曾经在接受微信公众号《奇记》作者湘君采访时,这样说道。

2014年雪崩后,夏尔巴人集体罢工

很多夏尔巴都独立开了公司,甚至直接跳过中介,到中国招揽客户。快速崛起的背后,也让这个市场存有诸多隐患。

缺乏契约精神的夏尔巴,道德也频频遭受拷问。2019年,在海拔8091米的安纳普尔娜峰,新加坡登山者陈,疑似被夏尔巴尼玛抛弃。

《户外探险》杂志的调查报道曾披露,作为陈生前的登山夏尔巴,出事后尼玛并没有帮忙确定陈的位置,协助其他夏尔巴进行救援工作。

相反下撤途中他走的很快,也没有如媒体描述中那样被冻伤。陈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:2019年3月25日,我和尼玛在一起吃晚餐。用英文交流有些困难,感觉他只对钱感兴趣,我有些失望。

越来越浮躁的生态里,夏尔巴人开设的公司为争抢客户,甚至不惜开出低价团,大肆招揽客户。对于这样的公司,孙斌颇感质疑:“尼泊尔当地,比如像七峰这样的公司盲目扩张,每年有一百多人去登珠峰,你以为是去爬香山吗?”

欲望膨胀的毕竟只是一部分夏尔巴,也有的夏尔巴人以知识武装自己,目光长远。

85年出生的尼玛·朗杰,曾经多国留学。2009年学成归国,进入加德满都医院,成为一名医生。2011年他辞去稳定工作,回到了生养他的大山,成为珠峰上的一名医生。

尼玛医生在珠峰上工作

“回来,是为了更好地感受、体验和理解这些山,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,将高原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运用到登山运动的实践中去。希望对尼泊尔未来的登山产业有所贡献。”

尼玛·朗杰深信,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改变命运、提高待遇。而夏尔巴民族的提升,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光阴不动声色,却悄悄改变着每一个夏尔巴人,有的人越发膨胀,有的人则越发谦卑。“这个高山民族是有信仰的,他坏也坏不到哪里去,重要的是要有约束。”采访的最后,麦子意味深长的说道。

结语:

国外探险公司、尼泊尔公司、登山客、夏尔巴,仿佛被一条厚重的金丝线,紧紧串起,拴在珠峰冰凉的脊背上。

然而,这座 “大地的母亲”是否早已不堪重负,疲惫不已,似乎从没有人问起。

这个星球上,最纯净的世界屋脊,曾历经沧海桑田,依然泰然自若,而如今因为商业攀登,早已不复平静,到处是人间的喧嚣吵闹、荣辱得失。

丹增的儿子说,如果我父亲还活着,我相信他已经认不出那座山了。他可能会为自己爬上了那座山,而感到遗憾。

采访者王学峰供图

参考资料:

1.《奇记.奇迹》珠峰十年,山下风云 湘君著

2.《方圆》8848米的诱惑 2017年16期 沈寅飞著

3.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国内商业登山市场二十年 杨悦祺著

4.《户外探险》安纳普尔娜峰之死调查 2019.07 总第210期 李佳霖著

5.《新快报》珠峰产业链揭秘:转售差价高达上万美元

6.《新商务周刊》地产大亨扎堆登山 2013年第13期 杨志超著

7.纪录片《荣耀还是死亡》

8.纪录片《高山上的夏尔巴人》

特别感谢

喜马拉雅数据库主管Billi Bierling先生

麦子、孙斌、刘永忠、王学峰、夏伯渝、柯庆峰、刘美玉、尼玛.朗杰(排名不分先后)